古代婚姻:原来古代也包容女人离婚再嫁

图片 1英国56岁的妇女将第9次改嫁

[论文关键词]民国时期 山东婚姻习俗 观念变迁 (论文摘要]通过对民国时期山东婚俗的考察,可以看出妇女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开始慢慢觉悟。要求摆脱传统婚姻陋俗.主张婚姻自主,是妇女婚姻生活发生转变的关键。 山东人守礼重节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,特别是儒家所宣扬的三纲五常、三从四德等礼教观念在妇女的婚姻生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。在婚姻观念上,妇女们严格地遵循着“夫有再娶之义,妇无二适之文”、“好马不配二鞍,好女不更二夫”的婚姻观念,所以即使自己的丈夫死去,甚至早年去世,也大都以守节而终。在民国以前,山东妇女的节烈之风盛行,寡妇守节、殉节的事件不胜枚举,而寡妇改嫁则是被世人瞧不起的事情。但自民国开通风气以后,婚姻自由得到社会上开明人士的大力提倡,妇女的贞节观念渐渐淡化。城市中出现了自由结婚、离婚自由的新气象,各县也开始有了改嫁的现象,但仍为数不多。 民国时期山东妇女改嫁,大都出现在城镇或农村的贫寒之家,而a绅大户人家仍多重守节,且以寡妇改嫁为耻。寡妇改嫁多是为生存问题,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举动。这一时期各地的寡妇改嫁也有不同的习俗。有的地方是寡妇必须在丈夫死后,为夫守孝3年或1年后方准改嫁,如齐东县“须守节三年后并得两面家长同意始行之”nx}.Pb}0莱芜地区寡妇“须经过夫死一年方可”改嫁[IIX t.,P178’0但也有例外的情况,如潍县“贫寒之家”的寡妇“不待夫死三年而改嫁,多由母家主持,夫家不过听之而已。; }2}桓台县寡妇改嫁多由“夫段无子女可依,乃自由改嫁”[ }l(.t . P47}。从上述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,虽然各地出现了寡妇改嫁的风气,但妇女的改嫁大都是被生活所逼、无奈之下的举动。而大多数寡妇,尤其是在那些讲究“礼仪廉耻”的家庭里,寡妇仍多守节,以改嫁为耻。潍县、济阳、长清、莱芜、肥城、滨县、洒水、峰县、邦城等县,“守礼之家,蠕妇守节以终者,亦多有之”,而“夫死改嫁,人多耻之。”这些风俗反映出社会上对寡妇的轻视和鄙夷,以及寡妇对自身改嫁的无奈。 寡妇改嫁的形式各地也有所不同,有的寡妇改嫁他乡,有的寡妇就地招夫人赘,还有的寡妇嫁给其丈夫的兄弟,称之为“寡妇转房”。近代山东的寡妇改嫁以前者形式居多,后两者在一些地方也存在。青岛水灵山岛一带,因该岛“孤悬海中,男多女少,娶妻不易,故兄亡可以嫁叔,弟亡可以嫁兄,大有康藏风可云。”[3j 寡妇改嫁时的婚礼仪式也极为简单,不仅娘家和原来的夫家不重视,且改嫁的夫家也多草草了事,迎娶极为简单,与女子初嫁时的婚礼场面相差甚远。在山东各地,民间大都有“大娶”和“小娶”的风俗。“大娶”即指富裕人家举办的婚礼,其婚礼仪式办得格外隆重热闹;而“小娶”则多指贫寒人家的婚礼,其仪式极万简单。如曲阜一带的婚姻风俗中就有“贫者不亲迎,岳家送妇至门,俗呼小娶。一切礼节俱从简略矣。”[4j而寡妇改嫁时,娘家不再陪送嫁妆,男方家里多采用“小娶”仪式将女方娶进家门,婚礼仪式极为简单、冷清,甚至不用鼓乐和花轿,也没有凤冠霞被,而且多在夜间举行仪式。此外对于妇女改嫁多以“再醛”称之:“再醛,在青岛风俗中并不十分重视,惟改嫁之时,不能鼓乐前导,乘舆出发仅由迎娶者率驴车一辆或驴马一头,于寅夜陪往夫家而已。”‘3]夏津县寡妇改嫁时“仪式极简,无鼓吹,不亲迎,以车不以轿,故俗称 ‘拉后婚’。此种婚姻,邑颇不少”,但大多数是嫁给中年以上丧妻者f51(}} }#L志#L俗’。不管是“小娶”,还是“拉后婚”,这都说明到了近代寡妇改嫁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,伴随着新式婚姻观念的传播,人们已渐渐开始接受妇女可以再嫁的观念。在青岛一带流传的民间歌谣“吃汉子”就反映了寡妇改嫁的风气已经在民众心中存在:“吃汉子,着汉子,死了汉子,嫁汉子。”‘3]这首民谣反映出一是传统的婚姻观念依然存在,如女子出嫁后生活完全依赖其丈夫,即“吃汉子,着汉子”;而后两句“死了汉子,嫁汉子”则反映了当地民众头脑中已有了改嫁的意识。但由于人们头脑中的“从一而终”、“夫有再娶之义,妇无二适之文”等旧观念、旧礼教的束缚,寡妇改嫁相对于男子续娶现象仍是少之又少,且在各地风俗中,男子续娶仍较为重视,其婚礼仪式与初婚无大差异,更为特殊的是,男子续娶的妻子多是未婚的女子。由此可见,寡妇改嫁仍受到世人的种种歧视和社会的不公正待遇,传统的重男轻女、男尊女卑、男女有别的思想依旧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。

古代婚姻:原来古代也包容女人离婚再嫁

据英国媒体报道,英国一名56岁的妇女将第9次改嫁,下一任丈夫将是比自己小32岁的小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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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 Higgins在此之前已有过8次失败的婚姻,人称 “黑寡妇”,其中最长的一段婚姻持续了5年,而最短的只有5天。由于 Higgins的历任丈夫都比自己小,也有人说她是老牛吃嫩草。

在一般国人的印象中,中国古代是不允许妇女再婚,尤其不允许寡妇改嫁。其实,在中国的汉唐时期,对妇女的再婚是包容的,尤其唐朝对于妇女再婚是相当的宽容。韩愈的女儿就曾经改嫁,像他这样极力推崇儒学的人,也是不阻止女儿再婚的。到了宋朝,在很长的时间里继承了唐朝的法律传统,妇女再婚仍然不足为奇。

但对于第9次的婚姻,Higgins表示在举行婚礼的时候,她将暗自祈祷,希望这是她最后一次结婚,希望这段婚姻能够持久。

由西周到隋唐,从道德层面上看,很早就主张妇女应“从一而终”;东汉时期班固的妹妹叫班昭,作了一篇《女诫》,也就是女人的行为准则。她在里面说:“夫有再娶之义,妇无二适之文”,也就是丈夫再娶天经地义,妇女再嫁不合规矩。但是,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是相当有限的。从制度层面上看,不管是上古的礼制还是以后的法律,都不曾禁止过妇女再婚。

Higgins同她24岁的未婚夫Mark Sanderson于2009年11月在英格兰纽卡斯尔(Newcastle)相识,2010年9月,Sanderson向她求婚。他们计划于明年结婚。

春秋时期,上至诸侯之家,下到平民百姓,妇女再婚是很平常的事情。齐国的管仲,还制定过“合独”的政策。老而无妻叫做“鳏”,老而无夫叫做“寡”。都是独身。当时的齐国赋予“掌媒”这个机构一项任务,就是撮合寡妇和鳏夫结婚。

然而,未婚夫的家人确极其反对这段婚姻,尤其是Sanderson的母亲,比她未来的“儿媳妇”还要小7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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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奠基人孔子的儿子叫做孔鲤,他死了以后,妻子也改嫁他人。圣人之家这个样子,可见当时寡妇改嫁并不被认为是什么丑事。

汉武帝刘彻的外祖母先嫁给一个姓王的,生了他的母亲;后改嫁给一个姓田的,又生了一个叫田蚡的儿子。而他的母亲嫁给太子时,就属于再婚。刘彻当了皇帝之后,不但把他母亲与前夫所生的女儿,也就是他同母异父的姐姐迎到宫中,还把他外祖母改嫁后生的那个舅舅田蚡任命为丞相。而东汉光武帝刘秀,身为皇帝还亲自为他寡妇姐姐物色后夫。所以,在皇家那里就把妇女再婚看得很平常,民间更是如此。

汉朝初年,刘邦一个得力助手叫陈平。陈平从小由哥哥扶养,除了读书之外不务正业,因为嫂嫂发了几句牢骚,他哥哥就把妻子赶出了家门。陈平虽魁梧漂亮,但因家穷贫,无法娶妻。那时,在他的家乡有一个叫做张负的富翁,有个孙女,前后嫁了五个男人,嫁一个死一个,弄得谁也不敢娶她了。但陈平不在乎,想娶这个女人为妻。有一次,他帮助人家办丧事,被张负看见,认为他相貌出众,前途无量,就把孙女嫁给了陈平。如此,陈平的妻子张氏,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六次结婚了。

《汉书》中记载了朱买臣的故事,后来被改编成戏曲广为流传。京剧叫做《马前泼水》。这个故事说,汉朝有个人叫做朱买臣,家里很穷,但是喜好读书。他靠打柴卖钱维持生活,经常一边担着柴一边读书,还在路上引吭高歌。他的妻子也担着柴跟他一起贩卖,看他这个疯疯癫癫的样子很不好意思,劝他也不听,就说干脆离婚算了。朱买臣说,你既然等不到我时来运转之日,离就离吧。离了婚,他的妻子也就改嫁了他人。有一次,朱买臣担着柴走在坟地里,恰好他的前妻和后夫正在上坟,看见他饥寒交迫,还招呼他吃饭。后来,朱买臣受到重用,做了太守。皇帝说:“富贵不归故乡,如衣锦夜行。”劝他荣归故里。回故乡时,当地隆重迎接。他在马上,见到他前妻的丈夫正好为他修路,在那里泼水,于是,把他前妻夫妇接到官邸款待。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,西汉时女子离婚改嫁也毫不稀奇。

东汉末年,有个著名学者叫做蔡邕,女儿就是蔡文姬。蔡文姬最初嫁给了一个叫做卫仲道的人,卫仲道病死后,她回到娘家,在战乱中被匈奴人掳走,成为南匈奴左贤王的妾。在匈奴的十二年中,给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子。曹操是蔡邕的学生,知道蔡文姬的下落后,派人用黄金千两、白璧一双,把她赎了回来。蔡文姬很怀念这一段生活和两个儿子,作了著名的《胡笳十八拍》。回到中原后,她又嫁给了董祀。婚后不久,董祀犯罪应该处死,蔡文姬蓬松着头发,光着脚到曹操那里求情,使曹操赦免了董祀,后来他们夫妻非常恩爱。这位蔡文姬先后三嫁,当时并没有人说东道西,而且,她还因为出众的才华被写进了《后汉书》的《列女传》。

宋朝在很长的时间里,都是继承唐朝的法律传统,妇女再婚仍不足为奇。范仲淹的父亲叫范墉,是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去世的,他母亲便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人家,所以他的名字最早叫做朱说。范仲淹学习刻苦,生活简朴,看不惯朱家子弟大手大脚,劝他们节俭一些,结果朱家兄弟说:“你又不是朱家人,管这么多干什么?”在他的追问之下,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二十八岁,他做官了,才恢复姓范。范仲淹的儿子死后,由他做主,让儿媳改嫁给了他的学生。这个范仲淹还创立了“义庄”,就是由他买了一些土地作为范氏宗族的族产,土地的收益用来从事宗族公益活动。他在“义庄”的管理规则中规定,除了一般婚嫁要给予资助之外,寡妇改嫁的也应该给予资助。

由母亲改嫁、儿媳改嫁,到资助寡妇改嫁,范仲淹浓缩了北宋对待妇女再婚的一般态度。

古代尽管在伦理上束缚妇女,但是对寡妇再婚并不加非议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妇女处于依附地位。未婚依附于父兄,结婚依附于丈夫。死了男人或者被男子赶出家门,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,从而也就失去了生活保障。所以,从一定的意义上说,允许妇女再婚就是对这种依附性的肯定。虽然妇女再婚,不是本人有什么再婚自由,也是包办婚姻。和结婚一样,女子再婚,包括寡妇改嫁都是要由尊长主婚的。但那个时期主张“婚姻以时”,尽量减少“旷夫”和“怨妇”,多少有点对人性的尊重。

直到宋明理学的出现,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。那些理学家都以孔子门生自诩,但是他们对儒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。其中有一点就是极力强调妇女的贞洁。

北宋程颐,是这个理学奠基人之一,他说过: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。大力提倡妇女的贞洁,坚决反对寡妇改嫁。其实,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影响还很有限,他自己的侄媳妇就改嫁了。但是他的这句话经过南宋朱熹的宣扬,影响非常非常大。

在元、明、清三个朝代,这种贞洁观念不但被一些读书人奉为准则,而且影响广泛,也影响到法律制度。

元朝以后的法律,并不禁止妇女再婚,不禁止寡妇改嫁。但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:一是在继承以前为父母和丈夫守孝期间妇女不得改嫁规定的同时,规定命官的妻子,如果得到了朝廷的封号,因为她的封号来自丈夫,所以即使丈夫死了,也不许改嫁他人;同时修正了唐宋的法律,改唐宋法规定父母可以强制寡妇女儿改嫁,为任何人都不得强迫决心守节的寡妇再婚。二是发布法令,对于替男人守节妇女家庭给予照顾,对于坚决守节表现突出的给予嘉奖,包括写入史书,让她们青史留名,以及为她们建立贞节牌坊等等。譬如明朝法律规定:“民间寡妇,三十以前夫亡守制,五十以后不改节者,旌表门闾,除免本家差役”。这就是说,法律虽不禁止妇女再婚,但是鼓励寡妇守节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国家政策导向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会有:“中国古代是不允许妇女再婚,尤其不允许寡妇改嫁”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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